| Author: | 黃濤 Huang, Tao |
| Title: | 陽明學在清代的傳播與發展 : 以江西、浙江為例 |
| Other Title: |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Yangming School in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|
| Advisors: | 朱鴻林 (CC) |
| Degree: | Ph.D. |
| Year: | 2019 |
| Subject: |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-- Dissertations Neo-Confucianism -- China Confucianism -- China Philosophy, Chinese -- Qing dynasty, 1644-1912 |
| Department: |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|
| Pages: | x, iii, 400 leaves |
| Language: | Chinese |
| Abstract: | 學術界普遍認為，明代盛極一時的陽明學隨著晚明清初「由王返朱」的思想趨勢以及經史考據之學的興起，在清代出現了衰落的態勢。晚清以康有為（1858—1927）、梁啟超（1873—1929）等人對王學的提倡為代表，陸王心學出現了復興的趨勢。學術界往往將其原因歸之為日本陽明學復興的影響。然而，事實上，陽明學在晚清的復興，應當在中國內部有其思想基礎。研究清代陽明學的發展狀況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理學在清代的地位和作用，並豐富我們對於晚清革命和改良運動的理解。有鑒於此，本文以江西、浙江為中心，分為六章，討論清代陽明學的發展趨勢及晚清陽明學復興的原因；關注的重心並非在於若干重要思想家的哲學理念，而是陽明學在社會的展現，包括對陽明的祠祀所反映的其學術地位的升降、陽明學在中下層士人中的傳播等。其中包含傳播與發展兩個方面。傳播是指一個觀念或學說傳到不同的地域或群體，其內容常會簡化或因應不同媒體而改變；發展則指通過學者思考或適應不同環境，而深化或變異其內容。由江西祠堂祭祀的狀況來看，儘管康熙後期陽明學出現了衰落，但乾、嘉時期仍然得到傳承，當地的士人通過論證陽明學與朱子學並非對立、由陽明的學術肯定其事功這兩種方式為其辯護，這為道光年間（1821—1850）陽明學的復興奠定了基礎。而浙江的情況則與之不完全相同，康熙年間（1661—1722）陽明學受到程朱學者的嚴厲批判，不過隨著雍正年間（1723—1735）呂留良案的爆發，清廷尊朱立場動搖，民間興起了一股為陽明學辯護的思潮，其地位獲得了提升。此後儘管考據學盛行、程朱理學又出現了復興的趨勢，但仍然有一些士人在修身實踐中對陽明學加以吸收和利用。清代江西、浙江王學發展狀況的差異可以歸結為傳播方式的不同，江西主要是地方官員通過修祠堂的方式提倡，而浙江的影響則在民間，尤其是士人的修身實踐之上。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，可以歸結到制度對於學術傳播的保障上。隨著書院的官學化、舉業化，講學不能再作為陽明學的一種傳播方式而存在，故而陽明學在浙江的傳播失去了制度保障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，由於江西一直存在會黨等反清勢力，當地地方官以嚴查保甲制度為當務之急，而清代江西施行的保甲制度又可以看到陽明「十家牌法」的影響，甚至有的地方官認為「十家牌法」是最為理想的保甲制度，並由此肯定陽明的學術。可以說，保甲制度形成了陽明學在江西傳播的制度保障。本文認為，陽明學在晚清的復興，應當放在嘉、道以後學術發展演變的整體趨勢中予以考慮。在經世之學復興的背景下，陽明的事功受到了肯定，只論其事功而不論其學術，代表了一部分儒者的態度；另一部分儒者則由「正風俗」的理念出發，肯定陽明學在激發良心方面的作用。在義理之學復興的背景下，「誠意」、「正念頭」等陽明學的一些「治心」方法，被運用到士人的修身實踐中。而在漢宋兼采論之下，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也受到一些考據學家的肯定。凡此種種，構成了晚清陽明學復興的思想基礎。康有為、梁啟超對於王學的肯定與吸收，大致上不出以上的範圍。因此，日本對晚清陽明學復興的影響，只是輔助性因素。此外，我們在注重康、梁思想中對今文經學的利用這一革新方面的同時，也應當看到其繼承傳統之一面。當然，晚清的一些改良派與革命派，如宋恕（1862—1910）與劉師培（1884—1919）等，強調陽明以自己的本心為依歸，不盲從古人與權威，由此將其作為變法與革命運動的思想基礎。這是陽明學發展到晚清所出現的新特點。本文將雍正朝作為清代陽明學發展史上的轉折點，一方面經過康熙後期的短暫衰落之後，陽明學此時已經出現了復興的趨勢，其後地位逐漸提升，直至晚清獲得改良派與革命派的普遍認同。另一方面在傳播方式上，由於雍正帝（1678—1735，1722—1735 在位）打擊朋黨的政治措施，而崇尚陸王學的李紱（1673—1750）又成為雍正帝打擊的對象，這使得講學作為陽明學的一種傳播方式，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內淡出了歷史舞台。由此本文提出，我們應當重視雍正朝在清代思想發展歷史中的承上啟下地位。本文將清人對陽明學的態度區分為官方、批判者、信奉者、一般常識四個不同層次。強調陽明的事功受到普遍肯定。尤其是朝廷和地方官員主要由實用的角度出發，肯定陽明在江西所建立的功業。對於陽明學在清代的傳承，我們需要分辨成為「口頭禪」的王陽明思想，和「知行合一」、「致良知」、「格物正念頭」的陽明心學。批判者所針對的，往往是前者而非後者，這造成他們對於真正的陽明心學，反而未能準確領會，以至於誤讀陽明的「心即理」與「知行合一」。整體而言，在陽明的思想中，清人對「心即理」非議最多，而「知行合一」則受到較多肯定。在更為普及的層面上，陽明被視為明代儒者的代表，他有關如何「事上磨練」的論述，則是被蒙書等文獻引用較多的。就陽明學在清代的傳播方式而言，包括修建祠堂，通過祭奠、題詩、作畫像贊、撰寫碑記等形式擴大陽明學術的影響；士人之間通過結社、書信交流、互相批閱修身日記等方式討論講習；蒙書、類書等文獻對陽明著作的引用等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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